河南部分农村情况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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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部分农村情况调查报告


题记：这已不是河南部分农村的问题，事关国家未来发展的瓶颈解决问题，事关全民健康生存发展和社会和谐、平等问题。我们不得不思考，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做点什么，哪怕一点点！因为社会需要我们，祖国需要我们，万万千千的亲人更需要我们，呼吁有志之青年行动起来！！！  
这篇文章看后实有同感，虽写于20xx年社会之实，然今天读来亦为不晚。现转贴与同志共勉！  

河南部分农村情况调查报告  


首先声明：这是俺的作业，其中有别人的观点和材料，我认为合适就拿过来了，请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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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城乡差距的逐渐增大，农村问题在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中日趋重要。  

　　李昌平：原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正是因为他给朱总理写了一封信，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结果“一举成名”，在当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2000年3月，李昌平同志致信朱镕基总理，反映当地面临的突出问题。此信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三农问题，就是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在中国确定是一个大问题。农业问题在当前中国，主要是考虑怎么加快农业产业的现代化问题。农村问题，非常重要的是怎么在政治上解决好农村的社会管理体制以及在社会发展方面解决好农村的教育、医疗等等社会事业的发展问题。而农民问题，主要是就业和收入问题。这三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实说道底，根本的还是农民问题。  

　　说起农民问题，在中国当代社会中，向上追溯三代，几乎所有的人或多或少的与农民有联系，也就是说，农民与中国社会有亲密的关系。当年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就说过，是牺牲农民的利益来换取整个中国的发展，别要自己过上好日子就忘记了为这而牺牲的那一些！新中国政权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是不可能成立的，那时候，真正的工人阶级有多少？是破产的农民和城市无业者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后，中国社会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其实几乎说有的工厂的资金都是从农业来的，无怪乎有人说，如果农民要向工人索要当初所提供的资源以及利息，那么我估计工人（因该说是城市人）会不堪重负的。而现在农民的情况怎么样呢?我来自河南农村，下面我以我家乡附近的情况以及我掌握的资料来说明。  

　　我们一个村有16个队（有的地方叫组），我所在的队有237人，出去做工的有一半以上（由于出去打工的人回来和出去次数不定），当然是青壮年（15－50）。每到农闲时节，村里一片萧条，叫“青壮出门去，唯有童妇吏”。我调查有以下几个问题：  

　　1.腐败问题。  

　　我们村支部书记从1972年上台，到现在还没有下，据称，他的儿子虽然安顿好，但是没有稳定呢。由于他患有一种病症，每年都要到省城治疗一次，据他说，只花10000元。他大儿子有两辆长途车，全是我们村里的扶贫款买的，2年前去广东时出车祸毁了一辆，赔偿完后，又买一辆。由于经营不善，大儿子的情况并不是很好。二儿子由于上初中时手榴弹爆炸伤了头部，智力有点减少，现在我们村小学当会计，在我们县城拥有一座价值有20万的套房（我妈和他是同事，去参观过，回来后艳羡不已，呵呵）。  

　　据他二儿子称，在县城和在市内还有两座房子。当然全是他老爹的。还有一点很重要没有说，我们村没有任何企业，村支书的工资帐面上法定的是200元。  

　　我们村现在人均欠国家贷款500元，有2000人左右，保守估计就是100万，老实说，在我们偏僻的豫东南，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只是一个我们一个村的情况，其实通过我的亲戚朋友得知，他们那地方也是一样，看来，贪污受贿等腐败问题已经达成了一种默认的共识。我们县委书记（我们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两年前上台之初，为了政绩，大兴土木不是修路，而是建所谓的花园广场。全县每人都要捐钱修建，城里人每人50元，当然企业更多，农村每人10元。记得我母亲有一次从学校回来愤愤地说，又逼着老师“捐”100元，从工资中扣除。据说县长和县委书记每人从工程项目承包中获得400000元的轿车一辆。说到轿车，我们那的乡长和和乡党委书记一级至少是桑塔纳的级别。这又是大家的共识。  

　　一个村民曾经这样给我说，真希望毛主席还活着。我听了心里很不好受，那时候人民很穷，可是并不需要养活这么一层特权阶级。正如有人所说，从地（市）委书记到乡党委书记全部枪毙，然后再整理他们的犯罪材料，冤枉率决不超过5％。虽然过激了点，可是这反映的是底层阶级对社会不公的一种不满，一种压抑的表达方式。  

　　从当前的中国农村现状来看，中国的基层政府的腐败程度比中国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厉害，不是有数据表明中国的官和民的比例是1：28嘛，国家需要很多的财政资金去养活官，那钱从哪儿来呢？不会是国企，不会是外企，那只有是民营企业和中国的广大农民了，我坚信迟早有一天改革将会到来，不是自上而下，就是自下而上。这对我党的执政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2. 基本教育问题。  

　　我们当地和我同龄的人几乎都是小学毕业，家境好点的是初中，但很少有念完的。80年代后，人们手里有了点钱，可是突然发现，什么东西价格都在上涨，甚而是，学费都交不起。现在我们那地方是：书费：学前班80元/学期，小学一到五年级120元/学期，还有工杂费：25元左右。初中，我们到县城上学需要交“借读费”600大洋（现在）/年，书费250/学期，工杂费200/学期，食宿治理。在这里我内心冷冷的，我上学还好较早，那时没有借读费，还有食堂和宿舍。现在全无，只有私人做饭卖了。只不过当时农村人原则上是不许到城里念的，只有靠关系。而且，现在农村人考进县城（重点初中）的几率很小，因为分数上农村人和城里人要差20分。这次暑假我回家，我妈喜滋滋的告诉我，他们班38人中今年又有两个考上了，那份成就感，我心里在想，中国的老师是最可爱的人。  

　　现在的农民其实是很重视孩子教育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农村受教育状况还是很不理想。  

　　3.土地收成问题。  

　　经过我实际计算（是和我爸还有村里别的和我关系好的中年人）。种小麦（每亩）用底肥70、耕地20、种子20、播种费8元、浇水20、锄草灭虫5元、追肥38、收割费35、人工（一亩地两个工）30、防灾保险8毛；种玉米（每亩），秸秆粉碎25、种子11.5、底肥42、追肥30、锄草灭虫5块、浇水水电费20、收获费30、费改税58，一亩地下来成本近500元，每亩产小麦700－800斤，玉米700－800斤，一共1600斤，卖五毛钱一斤，一共是800元，减去500元的成本，剩300元，没有算他个人的成本和劳动。这是在正常年份。  

　　但是，一位村里人曾面无表情的跟我说，现在种地在赔钱，你在上学，是不会懂的。那眼神里，我读出的是苍凉，那一刻，我内心在哭。其实不用问，他们种地是由于千百年来“民以食为天”的理论刻入人心，害怕土地失去后的无依附感，还是对土地依恋的比较深沉？我宁愿相信后者，因为农民早就认识到，单靠土地，吃饭都是一个大问题，可是还有孩子上学，医疗呢？  

　　4. 计划生育问题  

　　现在村里的人对计划生育问题比以前好了很多。近5年几乎是一对夫妇一个孩子，也有两个的，但是很少。10年前两个孩子的居多。这种现象确实变的很好。我在这里没有歌颂功德的意思，其实农民的思想也是在一步步的成长的。过去养儿防老的观念也还有，但已经日趋淡薄。  

　　当然我把这种原因归结以下：一、农民的意识提高，这是主要的。二、政府的宣传和政策的鼓励，我之所以把这条放在第二，是因为我们那的“官员”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经常是“钦差大老爷奉命”，10年前我亲眼见过一帮乡政府官员在执行计划生育时，抓人，打人。当然，最主要是交罚款，没钱?可以。挖你家粮食，放你家树，这对我们村已经很仁慈了，别的村坼房子的也很正常。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一幕是，一个带着眼睛的乡政府官员在等他的属下把一个违反计划生育的人捆起来后，把他看的一本薄书卷成一个筒，点着当事者的老爹花白的头，说什么我记不得了，但是那种得意洋洋的神情，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是对我当时心灵的严重震撼。人是一步步转变的。农民其实是最能忍让的，而几年前当我看到大年三十村支书家的门上被人浇上大便，一个村里人拎刀把村里那位抓计划生育的“官员”家的门粱砍断时，或许我们在谴责农民的的无知，或许我们在幸灾乐祸，但给我党一个很重要的警示：也许我们党在做事的时候考虑欠妥吧。  

　　5.高等教育问题。  

　　教育经济学者魏新先生看来，事实上承担社会资源再分配职能的教育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弱势群体改变自己生活处境的唯一通道。其实不用他说出来，10年前我母亲就跟我说，农村人跃“龙门”只有两条路：当兵和上大学。由于国家现在的政策对退伍军人的各项优惠在一步步缩小，农民只有一条路了。呵呵，我不是在炫耀我母亲比魏先生更伟大，我只是在表明，农民其实在内心已经形成了一个观点，只是不会把它冠冕堂皇的表现出来罢了。纵观10年我村的历程，确实是向教育靠拢，但收效甚微。  

　　我把高中教育也归结到这里，因为在我们那里，高中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学历了。高中没有借读费了。我们县有两所高中，平均招生1000人/校，近几年“平价生”（我发现，汉语的造字功能真强，“平价生”为分数超过某一分数线的人）400人，剩下600人为“高价生”。在我村，谁家孩子要是考上“平价生”就是一种莫大的荣耀，如果不出什么意外，考上大学的可能性较大。今年我县高中的平价线是363分（据在高中教英语的姐姐说，相当高了，并不是很多人过这个线），低于这个线的，一分交人民币100元。很遗憾，我们这个队里只有一个考上线的，还有3个不行，其中一个是312分，他家人跟我讲，无论如何也要上高中，但是决不能交这么多钱，因为他家真的没有那么多钱。  

　　再说大学，这时情况也许好点，或许更惨，因为允许贷款。前提是你要考上好一点的大学，据我所知，有的大学根本不给你担保，或者是象征性的贷一点。这时有的家庭祖祖辈辈好不容易出个大学生，砸锅买铁也供孩子上学，求亲告友，奔走乡里，借钱。  

　　而且，高考制度的不公平就在于：1、抹杀了同一招生区域内的地方教育水平差距；2、忽视了城乡教育水平差距。这样的制度条件下，看起来公平的高考就成了有钱投入的人们的游戏，有幸进入大学的农村孩子则凤毛麟角，不过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而已，用以粉饰高考制度的公平。显然，进入大学人们并非个个出身富家。我统计了一下，我们大学时的班里只有5个人来自农村（班级有30人）。在西部农村，普通家庭的年均收入最多不会超过10000元，这还要包括必须的农业生产投入和为下一轮生产必须预留的投入资金，还必须包括在生产中已经花费的费用。在扣除成本和这些必须的支出和不要的家庭生活支出之后，基本上是不存在什么剩余资金的，就算是有，也就只够缴纳一个大学生的学费。而一般的大学生活费最少大约需要250元/月，他们生活窘迫也就是可以理解也可以想象的了。考上大学对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经济上是摧毁性的，可以让一个家庭几年内不添置任何东西，生产投入上下降最后导致收入下滑。在多数情况下，一子一女的家庭一般都会选择让女孩子放弃。当然，这是被迫的，其中也存在某些可以被称为性别歧视的意识。  

　　由此，所谓的高校扩招就成了对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敞开大学校门，而向原来的弱势群体关闭大门的过程。原来的社会不公现象并未因此而改变，穷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并没有增加。因为大多数人早在走进高考考场之前就已经放弃机会了，坚持到最后的仅仅是少数，能在千军万马中挤过独木桥的就更少了。当然，即使再穷，只要能挤过独木桥，大多数父母无论如何也是要把孩子供出来的，就是砸锅卖铁也不够，这种话最后只能是一种豪言壮语，说了不起任何作用，很多人最后没办法，还是要拖欠学费。  

　　昂贵的学费本质上是过高的门槛，实际上剥夺和限制农村青年的受教育权。本人出身农门，幸亏早几年读书，想想再后几年的学费，肯定是没有大学可念，再想象一下因没有出路被羁于农村的“悲惨状况”，真是吓出一身冷汗，心中颤栗。  

　　6.民工问题。  

　　前面我已经说过，村里至少有一半外出打工。但打工有很大的区别，有的好一些，一年下来能那5000元已经是最好了，实际上我们村出去打工的，吃饱喝足回来后能剩下2000元已经不错了。也有一部分人出去回来后两手空空，除了车票和城市的回忆外没有别的了。种地是不赚钱的，打工赚来的钱用来支付各种费用。  

　　7.消费问题。其实农民由于观念的影响，对享受这两个字并不理会，只要让他吃饱饭，兜里还有点余钱花，他们已经心满意足了。对农民来讲，最大的事情莫过于娶媳妇了，当然，这也是一笔有生以来最大的开销。如果一个农民有一个儿子，他就会很轻松。但是在我这个年龄段的时候，也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开始实行时，，生的儿子多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会受到别人的羡慕，这是当时社会特定的结果，我们没有太多权利去指责他们的愚昧无知。我们在哀其不幸的同时，是否也应该考虑到当时我党政策的偏颇，我认为不应该全由农民负起责任，是我们社会共同的苦果。  

　　我而舅家有两个儿子，现在大儿子今年年底结婚，盖房子费用（截至到我回家时）已达18000元，加上一期彩礼6600元，其他的请客吃饭什么的也花了2000元了，到迎娶时还要追加二期彩礼，还不知道多少呢。透过而舅那因娶儿媳妇而欣喜的脸色，我却看到了他那浑浊的眼睛里散发的忧愁。二儿子也到了结婚年龄了，这该怎么办？  

　　当然，还有别的花费，诸如送礼等等。对于中国人来讲，送礼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庆贺送礼，奔丧送礼，当然最大的是办事时给领导送礼。在中国，法律虽然不够健全，但更关键的是，法律的被莫大忽视，60年代时，国家主席刘少奇拿着一本《宪法》高呼“我是民选的国家主席”，但对于中国几千年来特有的人治社会，法治只是书面化的一个乌托邦而已。所以给领导送礼是大大的必要了，我身有体会，没办法，即便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没有礼前开路，各路关卡能把你折腾死。送礼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花费，而且数目不菲。  

　　等等，问题多多，限于篇幅，就不介绍了。  

　　下面我先大致谈一下别人的观点，再提出我的评论，最后给出我的观点。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观点是：不断把农民变成城里人  

　　茅先生认为：“三农”问题总的来说是农民收入低。现在提“三农”问题有一个根本性的偏差，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其实它是一个过程，事实上并不是现在有个什么问题要解决一下，而是要持续不断的完成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不断把农民变成城里人，这个过程可能要持续三十年到五十年。中国现在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从根本上讲还是一个农业国。农民不变成城里人他的收入就高不了，等绝大部分农民都变成城里人了，剩下的农民收入才能得到提高。所以说“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城市化，或者说是工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完成了，“三农”问题也就解决了。  

　　　　总的来说，我对茅先生还是比较敬佩的，他身体力行，在山西建立一个小型的扶贫基金会，这让我想起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探讨者欧文，虽然茅先生没有足够的资金。  

　　茅老所说是要降低农民在城里生存的成本，也是为农民进城创造更好的条件。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要为农村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寻找出路，从经济角度而言，城市化、工业化是我们目前能找到的唯一可行之路。  

　　　　但我不太欣赏茅的看法，农民和城里人不可能在同一竞技竞争线上，在农村被损害，未必到了城里就会改观，只不过遭遇新的损害罢了。问题不在于把农村人变成城里人，或者把城里人变成农村人，问题在于要不断把他们变得更象人:基本的权利、基本的生活和政治表达管道、基本的司法救助管道、基本的尊严、基本的自我救助与互助管道与能力，等等。。。。。。。没有这些，城里人又如何？  

　　　　农村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还涉及政治、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只注重经济的增长而忽视文化发展、社会进步、政治文明，造就的就是更多的“数字天才”，而忽略了更深层面的东西。改革进行到今天，孤立地只对经济领域进行改革和规范并不能起到治本的作用，上层建筑中某些与生产力不适应的部分也是我们改革的重要方面。同样的，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也需要配套进行，统一规划，即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  

　　其实茅先生是很高明的，真话说得恰到好处，既讨好很多人的味口，又不得罪政府，这就是水准，呵呵。  

　　　　我觉得那种提法很成问题是因为掩盖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不是城里城外的问题，城里那些问题没有吗？  

　　教育经济学者魏新先生的观点：承担社会资源再分配职能的教育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弱势群体改变自己生活处境的唯一通道。  

　　魏新先生认为，不仅民办学校，而且公立学校节节提高的的收费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这一通道。社会中坚力量与其他人比较起来，主要的无非是力必多分泌得较多而已。农村中力必多较多之辈肯定会要求向上层流动。而如今的高等教育收费破坏了农村中力必多较多之辈改变自己生活处境的唯一通道，无法升华的力必多无疑是危险的来源。  

　　对于农村而言，渠道尤其狭小，以前还有参军等途经，现在只有教育这一条路径。历史形成的结果不平等已是不公平的，如果权利再也不平等，那么如何有公义可言。目前的希望工程、助学金、贷款等无疑杯水车薪，无助于解决根本问题。我认为高等教育应有国家支付费用，至少95%以上的费用应由国家财政负担。这里并不是国家能不能负担的问题，教育经费预算在GDP中比例极小，肯定有调整的余地，因此是国家愿不愿意支付问题。  

　　呵呵，我总认为魏新先生是很对的，但问题不是国家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国家的政策是怎么想的，教育产业化刚开始，就想督促中央更改方针，似乎不太可能，对于中国目前的状况，我们不要太奢求。  

　　从1998年起，国家开始把高等教育当成一种产业。有人论证，高校扩大招生可以扩大消费，进而拉动经济增长。这一年的中国的确内忧外患，内有全国性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外有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震荡，新一届政府制定的8%的经济增长目标能否实现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国内专家纷纷献计献策：扩大消费以抵消出口减退的影响，用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拉动消费。又有人论证说，高校扩招与消费增加之间为正比例关系，还有人计算出每扩招多少人可以使消费增长多少的函数关系。国家确信，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一方面可以扩大高等教育覆盖面，一方面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于是，国家命令全国普通高校全面扩招。次年，全国普通高校按计划进行扩招，1999、2000、20xx、三年，扩招幅度连续上涨。与这一计划相伴随进行的是，高校收费也迅速增加。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每人年平均收费大约为3500元，而20xx年则上升至5500元左右，有些学校甚至超过6000元。  

　　如果说，这几年里的公务员工资上涨和普遍的工资收入增加减轻了这种涨价给城市居民带来的冲击的话，那么，在这几年里收入并未增加的农民面对如此高昂的收费时的窘迫就可想而知了。这源于高等教育收费是一种垄断价格。而且，如果高等教育真的是一种产业，那么它的市场就是垄断的，而非开放的，是没有竞争的。虽然高等教育收费标准一提再提，但高考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状况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的原因也就在这里，因为你在垄断市场上别无选择，除非你放弃教育这种消费。在这种情况下，高校扩招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陷阱，而高校收费标准的提高则成了国家对老百姓赤裸裸的掠夺。虽然民工的工作条件差、工资报酬低，但他们仍然会和各种小老板们签下“生死契约”，这曾经受到了广泛的舆论批评；但是，国家在通货紧缩的时候依然提高高等教育收费标准的现象为什么没有人关注？难道没有看出高校扩招是一个陷阱？如果看出来了，为什么没人提醒一下无辜的人们，或者建议国家降低收费标准？  

　　何清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她在湖南一个电视台参加节目时，当时有许多下岗职工子女大学生们声泪俱下的谴责了社会不公现象，她当时的感受是很感动。也因此，她在后来的文章中称，许多年轻的大学生朋友们是最容易接受“新左派”的诱惑的。1991年，中国第一次正式的对外公布了失业总人数。1995年以后，国有企业改制大范围开展，当时流行的观点是精简人员，实行股份制。由此引发全国性的原国有企业职工大面积下岗浪潮。到1998年时，保守估计的失业人数为5000万以上，有些危言耸听的人甚至夸张到2.54亿，连最保守的国家公布数字也不得不承认了800万这个数字。“今日中国”丛书中的一本把这称为“失业冲击波”。“二十一世纪，谁养活中国？”一类的惊呼也时时出现在公众舆论和某些学者中间。  

　　事实上，在此之前的教育机会就已经不平等了，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们在保住自己的饭碗的同时，也保住了自己子女比较好的受教育机会。而下岗职工们在下岗之前本身就是原所在单位里的弱势群体，下岗在加剧他们的生存条件的同时，他们的子女受教育的机会也不同了。有钱人上的中学一般来说，各种条件都比较好，考大学也相对容易，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考什么样的大学，是不是能为日后出国做准备之类的问题；而下岗工人们则只能上廉价的中学，他们考上大学的机会也相应的小一些。教育条件的不同引起的是他们在看上去似乎公平的高考竞争中其实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进入大学以后，下岗工人们的子女无论是在生活条件上、还是在学习条件上也都呀比富人们要差很多。在经济学家们拼命论证大量的职工下岗是改革的必经阶段、是改革的阵痛，职工下岗是企业甩开包包袱大步前进的准备的时候，他们忽略了，他们所论证的是让穷人更穷，企业发展所带来的则是让富人们更富。而且，从结果上说，很不幸，大量的职工下岗并没有使国有企业走出困境，经济学家们许诺的时代并未到来。  

　　当然这段主要写下岗职工的，这恰恰也反映了农民阶层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就是说，没有受到重视。如果国家重视城市下岗工人是害怕动摇了执政基础，那么农民呢，至少有8亿人在农村啊？！据网上流传，国内一著名大学的教授张光斗先生说，大意是农村孩子可以不上学，因为还有1亩3分地可种，城市人就不行了，呵呵，哀哉，大学教授也！我认为，在现阶段，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划分的还很明显，我想，如果真的采取了（而且我认为必须采取的措施）农村城镇化，农民和工人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我认为，我党采取的政策似乎太偏向于城市了，殊不知，真正的危险是在农村，这是一股暗流。  

　　孙大午：“农民要向城市转移，农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我觉得这个事情又是行不通的。等等。  

　　先说一下“小城镇建设”。小城镇建设也有十年了。成功的小城镇有，但是廖廖无几，可能沿海有。如果在内地、西部地区，就算产生了小城镇，也都是政府投资的政绩工程，无非是修花园，拓公路，建房子。现在提出来“农民要向城市转移，农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我觉得这个事情又是行不通的。农民进城就得是打工卖苦力，同时带来非常危险的因素。农民在农村不会发生暴力革命，但是农村问题一旦成为城市问题的时候，国家就要乱了。我觉得国家不投资建小城镇都难，国家也没钱，就是国家有钱也不可能给农民去建城市。我觉得让农民进城、农村城市化是一个梦，是农民一个遥远的梦，不符合现实。  

　　首先我对孙大午先生是很崇拜的，他敢讲真话，而且是个实干家。孙大午现在进监狱了，这在我们都认为孙大午先生是一个振兴民营企业的典范时，他进了共产党人的监狱；还有，本文开头提到的李昌平的乡党委书记也辞职了，就在我们对他们报以深切希望时，他们却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没有好的下场。这对共产党当政的中国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不管他们所谓何事，我为现实感到悲哀。  

　　首先我坚信城镇化的趋势一定会实现的。但我认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农村城市化和农民进城的解决方案仅仅是一种穷困的转移，转移穷困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动荡和动乱的危险和风险。几年前就有传闻农村要进行集体城镇化，现在我调查我们当地人好多人都这么认为。我一直在疑惑，城镇化的资金从哪来，就在人们津津乐道的同时，我总感觉困难很大。我想单靠农民何农村本身并不能实现城镇化，这是一项国家级工程，如果能实现，这在中国历史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这项工程必须由全体中国人去进行，去承担。  

　　  

　　最后我要说出自己的见解，其实我感觉只要在罗列事实的时候加入一些自己的评论，还有在引用别人观点的时候进行分析不就行了，即便我是我提出一个观点我想也是一种很幼稚的空喊。不过老师要求的必须提出有助于问题解决的有价值的建议或观点，措施，呵呵，只有鼓起勇气，厚着脸皮，说出自己的观点。  

　　我的看法可能会招致一些批评：我把解决农村的希望只惟一寄托在执政党，尤其是最高领导层，这是中国的现实，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必须认识中国的现实，中国就是惟一的党在领导的国家，这个党不是一般的党，因为从理论上讲他是覆盖一切的，所以想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依赖这个党。除此，别无它策。  

　　  

　　一、 政府的机构改革，减轻农民的负担。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管理学博士后于建嵘同志把农村问题的原因总结为“掠夺性政府”，我有点认同。他把地方乡镇政府单独从整个国家体制中划了出来，因为它们既不代表农民，也不代表中央，它们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对农民利益进行掠夺。我觉得，解决农村的办法其实非常简单，让掠夺的政府不掠夺就是了，也就是去除根源，这比什么都重要。但问题是如何去除，是否能够去除。我认为，最实际的一点是精简政府机构人员。  

　　好像是老调了，朱鎔基总理在任时就进行了大力的机构改革。恕我直言，朱总理的这一举措在基层好像一点反映没有。我在农村做过调查，很多人不知道这一政策为何物。其实，中国庞大的官僚机构比之宋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农村政府人员臃肿，官员和农民比例惊人的高，从我们县级来讲（上层的好像我不知道多少，全是道听途说，只能以我知道的为例），县长县委书记各一个，副的各有四个（!），分管县的各个方面。下面是局、乡，我们县有12个局，18个乡，当然局长、局党委书记、乡长、乡党委书记各一个，还有若干个副职。乡（过去叫公社，我调查时我那的人还说是公社）下面有村委，至于每个乡有多少村委，我没有资料。一般乡里有乡政府、乡派出所、乡卫生局等等若干机构。村委里也有一般为10个左右的人员拿工资，村支部书记，村长，副职等等。当然每个机构都有干部和其他“工作人员”。写到这里，我为我们中国的农民，具体来讲，是全体中国人感到悲哀，解放了50多年，喊了很多年的口号，农民还是一贫如洗，推倒了三座大山，迎来了一片青藏高原！  

　　我认为精简机构这样的政策应该从基层做起。完全可以撤掉村委这一级，因为村委已经失去了它原本的义务，它的存在只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废弃物。而且，在乡（局）政府这一级上，没有必要留太多的机构和岗位，该撤掉的一定要撤。以期减轻农民负担。  

　　二、 大力加强教育，切实实现9年义务教育。  

　　教育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国计民生，这是一个大问题。老实不客气的讲，中国的落后很大程度上归罪于教育的落后。中国的农村是一个最大的受害群体，而我认为，如果政府不把急待解决的教育问题做好，解决农村问题说到底只是共产党本身的一个弥天大谎而已。  

　　历史形成的结果不平等已是不公平的，如果权利再也不平等，那么如何有公义可言。目前的希望工程、助学金、贷款等无疑杯水车薪，无助于解决根本问题。  

　　9年制义务教育，实际上就是初中教育。而且，对于9年制义务教育本身是一个过去的口号，现在应该是12年义务教育了。教育经济学者魏新先生认为的高等教育应有国家支付费用，至少95%以上的费用应由国家财政负担。我认为不可能也不现实，因为大学本身现在已经是产业化，我们只能顺应这个形势。但有一点，初等教育国家我想应该由国家财政负担。教育经费预算在GDP中比例极小，对国家来说，对于农村，这一点是必要也是必须的。  

　　如果国家提供和保障了宪法规定本来每个公民都享有的受教育权，情况将大有改观。中国的现代化，最根本的还是人的现代化。如果说无法完成农民的现代化，又如何完成整个中华民族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的最要解决的是教育问题。让农村青年接受高层次的教育何新思想的洗礼，那么中国新的中坚力量的主要来源就被保证了，就有了补充和后备力量。  

　　三、 保障法律上的个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平等。  

　　现今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里打工，咋一看，挺好的。可是放远眼光，难道要农民祖祖辈辈都到农村打工在？城市里的繁华和农村的萧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难道我们要把城市和农村的差异印在农民的观念里？这不可能，也不应该，人生来是平等的，而现实确实那样的不平等，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有理由担心中国9亿农民会不会也出现如同贫富悬殊的印度社会中的“黑夜政治”（注：印度的“黑夜政治”现象是指：一些白天干着卑贱工作的下层人，到了晚上，就可能伺机对富人进行侵袭，向富人砸石头，毁坏他们的财物。总之，这些“歹徒”很可能就是白天毕恭毕敬为所谓的“上等人”擦鞋的下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考察“三农”问题，就已经远远超出纯粹经济发展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社会政权的稳定与发展，它不再仅仅是国家领导人关心的问题，而与生活在城市中，享受着城市文明带来的成果的每个普通市民相关。  

　　现阶段国家对国有经济的保护其实并不是各个规章制度的公正无私，甚至是偏袒，所以现在有很多人依赖于这种偏袒生活，出现了象银行、邮电等部门的特权地位。中国的官员被行贿，为的是把行贿人调进这些部门当中，这些部分真的是永远受国家保护吗？当然我说这些和农民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这些只是国有经济的代表，可是我们从大的角度来看，这是个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不同之处。农民必须想到自己的经济方式，而个体经济是大多数农民所能做到的，而当和所谓这些国家部门(是不是也属于农民，因为农民也是人民)利益向冲突时，天平经常会把个体经济的利益抛在一边。  

　　由于中国加入WTO，几年后我们的国有企业要和世界上的企业竞争，我们不无担心，我们国有企业的生存能力。所以我认为与其在几年后被世界企业击跨，还不如被我国的国内企业吃掉。这就要求政府应该放弃对国有企业的偏袒，而必须维护法律上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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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于财富的问题。  

　　等等，还没写完。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哀民生之多艰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恨天道之不达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痛天赋人权之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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