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来的传记文学简史(人教版必修备课资料)

中国近百年来的传记文学简史(人教版必修备课资料)是关于初中学习 - 初中语文 - 语文备课方面的资料,


可参考萧关鸿编的《中国百年传记经典》（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传记文学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在古典传记传统的基础上开创出新的风貌。此书旨在介绍这一时期的兴盛风貌，从近百年的传记作品中选择了42篇具有代表性的传记，分为4卷。每篇传记都加了注解，对传记的作者、传主以及传记文本都作了评介，可供读者参考。
这里节选的是书的序言。这篇序言可以当做中国近百年的传记文学简史来阅读。从梁启超、胡适等人对现代传记的提倡和写作，到20、30年代现代传记创作的繁荣，到40年代具有浓厚政治寓意的传记写作，到解放以后传记文学取得的成就，还有海外的“口述历史计划”等等，这些具体的历史过程，在文中都被描绘得非常清晰。通过这篇序言的阅读，既可以对近百年中国传记获得现代转型以后的成果有所了解，也可以按图索骥，找到优秀的传记文本来阅读。
中国现代传记，即区别于古典传统模式的现代传记，是本世纪初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也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西方传记文学与中国一样，在公元前后出现第一次辉煌的高峰之后，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停滞和低潮。但它的第二次高潮出现在18世纪。
中国传记文学的第一次高潮代表作《史记》比西方第一部奠基之作要早200年。而西方第二次高潮的重大成就对中国发生影响也要等200年之后。
中国传记从古典到现代的过渡交替时期，作出了开创性努力，贡献最大的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领导人梁启超和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
梁启超以毕生精力推动中国的启蒙运动。他的文化活动领域极为广泛，涉及文、史、哲诸方面，传记文学是他极力提倡和努力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最早向国人介绍了西方传记作品。
由于梁启超的倡导，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前后，传记写作蔚成风气，大量传记发表在刚刚兴起的白话报刊上，有的传记本身也用白话写作。据晚清文学专家阿英的研究，这一时期发表的传记作品，传主大多是中国历代政治文化伟人、民族英雄和中外资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传记文学的政治功利性从传统到晚清发展到了顶点。
美国学者霍理斋这样分析梁启超和胡适这两位中国现代传记最重要的倡导者：“胡适较梁启超晚生一代，对于西方文化亦较梁氏了解。胡适对传记的观念并非如梁氏来自实际写作的经验，而系基于对西方文学之认识而自理论上加以考虑。”
确实，梁启超只是在西方走马看花，而胡适在美国求学苦读，对西方文化自然了解更深。他在康奈尔大学写下的札记《传记文学》，就是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和思考的结果，他比较了东西方传记文学的差异。“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而已，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他进一步具体分析了东西方传记的长处和短处，强调传记应当揭示传主的“人格进退之次第，及进退之动力”。这篇札记实际上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传记理论。以后50年间，胡适倡导传记文学的理论和实践都可以在这篇札记里找到根据。
胡适对于中国传记文学发展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他自己的作品，而是他的传记文学理论和他为传记文学发展所作的呼吁和推动。如果说中国古典传记向现代传记的转型是从梁启超开始的，那么是由胡适完成的。他们两人的贡献最大。
梁启超与胡适两代人的努力，为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传记创作的繁荣做了准备。
中国现代传记繁荣的最初表现是大量自传和回忆录的出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知识分子个性的解放，写作接近西方传记体式的自传或回忆录成了作家们自我表现和自我张扬的一种最方便的形式。
最早写作自传的是作家郁达夫、郭沫若，史学家顾颉刚和戏剧家欧阳予倩。郁达夫写过多种自传，最早的一部是1927年发表的日记体自传《日记九种》。顾颉刚1926年写的《古史辨自序》是一部学术自传。欧阳予倩1929年发表的《自我演戏以来》是舞台生活回忆。郭沫若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中开始写作自传《我的童年》，之后一发不可收。这四种最早的自传恰好是传记文学四种不同的门类。
进入30年代，写作自传渐成风气。其中以作家自传或回忆录最有影响。倡导传记文学的胡适身体力行写出《四十自述》。郭沫若的自传主要是在30年代写的，洋洋洒洒一百多万字，先在报刊连载，然后出多种单行本。而谢冰莹以一部《女兵自传》倾倒了多少热血青年。上海第一出版社以“自传丛书”为名推出一批书：《巴金自传》《钦文自传》《庐隐自传》《资平自传》和《从文自传》等等，一时蔚为壮观。
这时期还有几种非作家的自传值得注意。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另一位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晚年写的自传二章。这两位共产党人都是大知识分子，瞿秋白临刑前留下的自白让后人去评说，而陈独秀没写完的自传则让后人惋惜。著名新闻记者邹韬奋的《经历》和著名出版家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都有着珍贵的价值，还有北大校长蒋梦麟的《西潮》则“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有点像近代史”，别具一格。
自传在古典传记中是所谓杂体传记中的一种，是作品数量最少影响最小的一门，与史传文学的巨大成就无法比拟。但自传的兴盛则是现代传记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传记发展的主要成就。
尽管这些著名自传都有鲜明个性和多种色彩，都极力张扬自我，但有一个共同点，如郭沫若在《我的童年》前言中所说：“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出生了这样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
这些自传影响重大，是因为通过个人命运展开了一幅极为广阔丰富的中国现代史画卷。它的及时性与现实感，深度与广度是其他文学样式所难以比拟的。
与自传的蓬勃繁荣相比，30年代一般性的他传则相形失色。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鲁迅先生的多种回忆录和关于武训的多种传记。
到了40年代，才出现了朱东润。
朱东润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位用毕生精力认真研究西方传记文学、用现代方法进行写作的最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家。
《张居正大传》是他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传记作品。这是一部波澜壮阔、气魄宏大、思想精辟、形象生动的传记。也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接近西方传记风格的现代传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中国政治黑暗时期，朱东润写《张居正大传》是为寻找政治理想，吴晗写《朱元璋传》则为了政治批判。发思古之幽情，出于现实之感慨，这是中国史传文学的传统。
但真理不能多走一步。传记作品的写作首先应当是学术研究和独立的文学创作，而不应当有意识地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传记文学如果沦为政治斗争的奴仆，就会失去自己独立的生命价值和艺术价值，而变成“速朽”文学。在这一点上，成功的例子是《张居正大传》，失败的例子是《朱元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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