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宇中见深渊 无声处听惊雷——论《呐喊》《彷徨》的死亡意识及艺术处理

天宇中见深渊 无声处听惊雷——论《呐喊》《彷徨》的死亡意识及艺术处理是关于初中学习 - 初中语文 - 综合语文教学资料方面的资料,


443001 湖北省宜昌市第十五中学 李学军

主要内容：

    从鲁迅的两部作品中形形色色的“死亡”描写着眼，探索鲁迅作品中体现出的死亡意识（意义及价值），即他写死亡是着眼于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唤起人们对有价值的生命的珍视，寻求自己潜在的生命力，探寻新的道路，对“死亡”的艺术性处理显示了鲁迅高超的艺术技巧，增强了读者对悲剧人物死的无声无息的感觉，从总体上再现了社会对于他们的生命力的价值的极端漠视，增强了悲剧性，并隐晦、曲折地揭示了黑暗社会吃人方式的多样性和隐蔽性，“死”在这里已从狭义的人的基本命题上升为具有社会意义的“死”，已超越了个体。

关键词： “死亡”的意义及价值    社会意义的“死”     超越个体

一

鲁迅在《呐喊》、《彷徨》中塑造了许许多多平凡人物在抗拒死亡、黑暗的过程中走向毁灭，为黑暗所吞没的悲剧人生，而这些人物的“死”在作品中又各尽其态，如： “寂寞之死”的夏瑜（《药》）；“孤苦之死”的孔乙己（《孔乙己》）“疯狂之死”的陈士成（《白光》）；“酷烈之死”的于君（《伤逝》）；“孤独之死”的魏连殳（《孤独者》）；“滑稽之死”的阿Q（《阿Q正传》）；“恐怖之死”的祥林嫂《祝福》；“忧郁之死”的阿顺（《在酒楼上》）；另外还有好些看似无意义的“死”的描写，如《明天》中的宝儿，《药》中的小栓，《祝福》中的阿毛等的死……。自从鲁迅的第一篇战斗檄文《狂人日记》发出了“他们想要吃我了”，充满了“死”的恐怖的呼声   ，“死”就贯穿其全部创作活动，就连动物，鲁迅也写到它们的“死”，如“兔”（《兔和猫》），小蝌蚪（《鸭的喜剧》）等。

但是，这些“死”经过鲁迅的独特的艺术处理，并不是血淋淋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以恐怖的感觉。在《呐喊》《彷徨》中，除《阿Q正传》写了阿Q就刑前的一些感触外（而且他的感触并不是他内心的剧烈痛苦），其它各篇的悲剧人物的“死”都从各种形式巧妙地安排在幕后进行，孔乙己是“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不直接写孔乙己死了，而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写出他在人们心目中无足重轻的地位，所谓“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不过是长久“没有见”的推测之词，夏瑜的牺牲是在华老栓茫然不知所措中完成的；小栓之死是从事后的事实得知；宝儿的死是在王九妈等人的张罗和单四嫂子的神情及心理状态中得到表现，陈士成的死是在捞尸验尸时得到证实；祥林嫂的死也是从“我”和短工的对话中得知，谁也没有见到；魏连殳是何时何地怎样死也不知道，让人看到的只是一个“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的遗体；子君，阿毛，阿顺等的死在文中都未作正面叙述……

                        二

鲁迅作品中描画出这么多的“死”，与其人生旅程不无关联，在其人生旅程的荒野中，到处都布满了死亡的荆棘，他看到和听到的“死”太多了，从历史到现实，死都是必然的事，因此他便很自然地要对人生的归宿进行思索。与别人有所不同的是，他总是不断地，严肃地，痛苦地思考和议论“死”。中外文化的影响，黑暗现实的刺激，使得他这样来看待死亡。

首先，他接受进化论的思想，把它改造为符合现实的因素，具有了新的意义。他认为“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向前走，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向前走，这便是死；爷爷如此走去，这便是进化的路。”（《热风·随感录·四十九》）这表现了他着眼于人类的进步与发展。“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的灭亡，却并非寂寞的事。”个体的牺牲（死）换取人类的发展（生），在人类历史运动中，完成了“死”向“生”的转化，个体的“死”之悲哀，在人类的“生”之欢乐中显得微不足道。显然这种进化论思想是与达尔文的有所区别，特别是后来他把基于进化论的“自强保种”思想发展为后来他一直高度集中的目标——“改造国民性”的主张，把它同文学的启迪作用联系起来时，就更其进化论思想的力量了。他用进化论的思想，道德来警告人们：自然的法则是无情的，不前进则灭亡。他启迪人们“要清除一切阻碍社会发展的痼疾和病根”、“能杀才能生，能生才能爱”（《且介亭杂文之集·七论文人相轻——两伤》）。要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便必须除去这个途路中的“羁勒”，他“深知一切阻碍社会的痼瘤必定死亡，新的力量必将诞生。”“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热风·生命的路》）。他相信，在当时的黑暗社会中，“真的人”还很少，而“叛道”的“猛士”也并不是没有，他们“出于人间”“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故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说：“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逛语，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属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是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以后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华盖集续编记谈话》）。

其次，他自己有一段时期曾产生过消极悲观，厌世情绪，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这从1929年5月许广平给友人的一封详细回顾她与鲁迅恋爱，结合的经过的信中可以看出，信中谈到：女师大事件后“周先生病矣，病甚沉重，医生最后警告，但他本抱厌世，置病不顾，旁人忧忧……”（《鲁迅景宋通信集》）,而且,许广平曾把这封信复抄一份给鲁迅,他看后认为“好的，但说得我太好了一点。”事实上，鲁迅不仅曾经预料到自己活不久，而且有时不想活不去，这也说明他“本抱厌世”。1926年6月17日，他给李秉中的信上说：“酒也想喝的，可是不能，因为近来忽然还想活下去了！”（《鲁迅全集》11卷468页）。这就有力地反证了鲁迅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曾经不想活下去。（这正是他创作《呐喊》、《彷徨》的时期），如在两次大病期间，不仅不好好地服药养病，反而大量地抽烟喝酒，许广平等人加以劝阻，却常常“大碰钉子”。另外，他还谈到自己“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拼命做事，有时是为别人，有时只是为了使自己的生命“从速消磨”。他产生这些情绪，甚至不想活下去，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一是由于当时正在革命时代，以为自己死无定期；二是以少年时代起就染上肺病，至少曾发病两次，又曾生重病脑膜炎一次，“死”的阴影也时刻窥视着他；三是由于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家道败落，父亲病故，家族之争，早年的婚姻大痛苦，兄弟失和等一系列不幸围绕着他，使他觉得家庭不理解他，因此形成了孤寂，痛苦，冷漠的心态，便逃异地，寻求异路，虽然如此，但现实的黑暗又使他童年的“梦”彻底破灭。这样便成了“孤独的战士”，只能“荷戟独彷徨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感觉恍若置身于荒漠之中，时感孤寂难耐，这是人间最痛苦的事。虽然他一贯珍视有价值的生命，此时个体生命既然得不到家庭，社会的承认，理解，倒不如让它完结的好。因此，他曾对许广平说：“我是诅咒人间苦”而不嫌“死”的，因为“苦”可以设法减轻，而“死”是必然的事，虽曰“尽头”，也不是“悲哀”，“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就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鲁迅全集》11卷79页）他说：“想到生的乐趣，生固然可以留恋；但想到生的苦趣，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朝花夕拾·无常》）。显然，这种死亡意识与进化论思想有一定联系，但也并不一致。以上两点可以说是其前期主要死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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